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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哈密地名溯源作者：独钓翁（哈密文史专家）

　　哈密历史上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。在这块绿洲上生活过众多富勒姆vs布城的古代民族和现代民族，他们都曾为开发哈密做出过自己的贡献。考察现存的一些地名的演变过程，或许能为我们揭示出各民族共同开发绿洲的某些历史线索。在哈密的不少地名中既有汉语名，也有少数民族语名，一地二名同时并存，这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历史现象。他至少说明在那个地方曾经同时生活过不止一个民族，或者是先后居住过不同的民族。

　　四堡 汉语地名，少数民族称之为“拉布乔克”。这里一直是东汉、魏晋时期“宜禾都尉”、“伊吾司马”的屯田之所，汉文史书一直称作伊吾。“拉布乔克”这个少数民族名称因何而来富勒姆vs布城？什么意思？据史料记载：原来北魏时，位于罗布泊附近古鄯善国被丁零人击破，部众四散，其中一支人马越过沙碛来到伊吾，他们在这里修建城堡，开荒种地，变成富勒姆vs布城了常住户。他们为了不忘故土，便把新建的地方命名为“拉布”。拉布就是“罗布”的谐音。以后又演变为“纳职”，唐朝时在这里设置的“纳职县”就是因此而来。这个演变过程说明四堡这个地方的先民们来自罗布泊。

　　五堡在四堡下游，距离不远。少数民族称之为“哈拉都伯”。1978年在这里曾出土多具距今约3200年的干尸，证明这个地方曾是绿州先民们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。唐朝时期四堡、五堡都是伊州通往高昌的必由之路，当年玄奘法师就是由这里西去高昌的。清末学者陶葆廉曾认为“哈拉都伯”中的“哈拉”是突厥语“黑”的意思，“都伯”即“土蕃”（tubo）.唐安史之乱后，吐蕃人（即以后之藏族）曾占领西域数十载，伊州刺史袁光庭就是在吐蕃人围城数年、兵尽食竭后以身殉城的。“黑吐蕃”就是突厥人对他们及其居地的称呼，如果这个考证能够成立的话，“哈拉都伯”就是当年吐蕃人在哈密留下的足迹。

　　沁城隋朝时这里被称作柔远，设立过柔远镇。唐时称柔远县。清朝时期这里曾是实行兵屯、犯屯和回屯的重要基地。犯屯是由内地遣送边关的囚犯们组成的屯田大军。回屯是由哈密扎萨克组织的由维吾尔农民为主体的屯田队伍。突厥语把那里称作“塔勒纳沁”。查“塔勒纳沁”一词系突厥语“塔兰奇”的变音，原意为种田人或从事劳役的奴隶，社会地位极其低下。清朝时期这里築有较坚固的城墙，驻军由千总统领。住在那里的汉族人因嫌“塔勒纳沁”叫起来烦琐，故简化为沁城。

　　三道岭维吾尔语把三道岭亦称为“塔兰奇”也是事出有因。三道岭从清乾隆年间发现煤矿以后，即招商开采，以供哈密驻军及居民烧用，而深入井穴之中用他们血肉之躯为世人送来温暖的采矿人，不正是从事劳役的奴隶吗？把他们称之为 “塔兰奇”并逐渐演化为地名不也是在情理之中吗！

　　头堡二堡乡有个头堡村，少数民族称之为“苏木哈拉灰”。“苏木”是蒙古语村落的意思，“哈拉灰”是明代哈密三大部族之一，头堡就是他们聚居的地方当无疑问。“哈拉灰”实际上就是皈依了伊斯兰教的蒙古人，也可以译写为“哈拉回”。在明代他们的势力还是很大的，能够和尚未改信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和维吾尔人相抗衡。这些人以后逐渐地融合于维吾尔族之中，少部分人则迁居他处，清朝初年在河西一带还能看到他们的踪迹，再以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而“苏木哈拉灰”这个地名却为他们曾经的存在提供了有力地证据。

　　七角井地处哈密西部百里风区的七角井这个地名颇令人费解，望文生义似乎那里曾经有过一口七个角的井，这个解释恐怕也难准确。后查《补过斋文牍》得知：民国初年，新疆省长杨增新曾上报北洋政府，请求设立七角井县佐。他在呈文中说：“七角井原名七个井”。那么七个井的源头又在哪里？近读有关唐史资料,知道唐代曾在今之哈密七角井以西、鄯善县“七个腾木”之东设置过一个名叫“赤亭”的守捉。守捉相当今日之边防哨所或公安派出所，何以名之赤亭今已无法考证，但“七个腾木”和“七个井”和“赤亭”之间显然有着渊源关系的。你看：“赤”演化为“七”，“亭”演化为“井”和“腾”，这不正是地名突厥化的必由之路么？如果这个推断能够成立的话，鄯善的七个腾木和哈密的七角井则出于同源---赤亭。

　　哈密周围因屯田而留下的地名还有不少，只是因时间久远原意慢慢地被人遗忘了，用以书写地名的汉字也有变化，让人一下子很难把它们和当年屯田联系起来。如沁城乡的“皇宫”、头宫、二宫、头宫口子、宫房子等，陶家宫乡的黄宫，二堡乡和天山乡的宫尚等。其实只有把宫殿的“宫”字换成工人的“工”字，它们的含义便一目了然了。原来当年沁城屯田规模较大，士兵和遣犯们被固定在某一工区内从事劳作，城西的称”西路”,城东的称“东路”，两路下边又划分成若干工区。这些工区以后逐渐演变为地名。

　　至于“黄宫”和“皇宫”还有另外一番讲究，它们的本意应为“荒工”。即那里的耕地因水源没有保证，水多时有种有收，水缺时即弃之不顾，故谓之“荒工”。这和巴里坤北山的“闯田”相似。后人不明究竟，改荒为“皇”、为“黄”实在是离题千里了。

　　“工上”地名的出现当和士兵或遣返们的口语有关。是他们平时生活中相互问答用语。如问“到哪去”，答：“工上去”，于是“工上”逐渐演变成地名，这也符合约定成俗的习惯。后人不知其意，于是“官赏”、“宫尚”等莫名其妙的称呼便相继出现，并逐渐地名正言顺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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